共和的疑难——重估文艺复兴公民人文主义

1. 宫廷人文主义与公民人文主义

关于人文主义的政治影响，韦伯曾有一段颇为黯淡的评论，他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学习用拉丁语进行演讲，用希腊文作诗，目的是要成为君主的政治顾问，最理想的是成为一名谏臣。这是人文主义学派第一次勃兴的时代，是君主奖掖专业诗学的时代。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它对我们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尚未产生更深一层的政治结果。东亚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士大夫是——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同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类似的人物……如果当年的人文主义者哪怕有少许机会得到类似的影响力，我们的命运也许会和中国差不多”* 马克思·韦伯著，冯克利译： 《学术与政治》，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3页。

韦伯的观点或多或少代表了那个时代普遍的主流看法。自从布克哈特开创了文艺复兴学术史以来，一直到韦伯的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对于人文主义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的评价从来都是负面的(西斯蒙蒂或许应当排除在外)。布克哈特本人就曾说过： “1400年以后人文主义的迅速发展破坏了人们的天赋本能。从那时起，人们只是靠古代文化来解决每一个问题，结果是使文学著作堕落成为仅仅是古代作品的引文。不仅如此，而且市民自由权的丧失一部分也应该归咎于这一切，因为新学术以服从权威为基础，为罗马法而牺牲了城市权利，用以寻求并取得暴君们的欢心。”* 布克哈特著，何新译：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00页。

布克哈特的观点得到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史学界的“新萨沃纳若拉派”(Nuovi Savonaroliani)或“新恸哭派”(neo-Piagnoni)的呼应，这其中就包括意大利最伟大的文艺复兴史学家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致力于意大利统一的新萨沃纳若拉派认为，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普遍支持各个城市的小僭主统治，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泛滥是造成意大利迟迟未能统一、在道德及政治事务陷入悲惨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汉斯·巴隆(Hans Baron)甚至说，按照这种主流的看法，只要我们提到人文主义者，明里暗里就是认为他们是宫廷和僭主的朋友* Hans Baron,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Civic Humanism and 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以下简称Cri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276.。

不过，这种情况在1955年汉斯·巴隆的《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出版之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茫茫一片宫廷人文主义的黯淡星云里，巴隆发现了一缕共和主义的微光，这就是他本人称之为“公民人文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发生于1402年米兰的詹加莱亚佐·威斯康蒂(Giangaleazzo Visconti)试图将他的帝国扩张至佛罗伦萨之际，威斯康蒂的侵略在佛罗伦萨激发出一种与14世纪人文主义迥然不同的、注重积极公共生活，同时也推崇共和价值的人文主义运动，其代表人物则是先后担任佛罗伦萨国务秘书的布鲁尼(Leonardo Bruni)、波焦(Poggio Bracciolini)等人。尽管由于威斯康蒂本人在当年9月突然染病去世，从而缓解了佛罗伦萨的城市危机，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威斯康蒂的儿子继续其父的帝国策略，因此，一直到1455年米兰与佛罗伦萨签订和平协定、米兰承认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自治之前，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似乎重新发现了自由之于这个城市的意义。相对于米兰的霸权扩张和宫廷政治，佛罗伦萨的独立地位以及内部的自治在这场意识形态对抗中成了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事实上念兹在兹的荣耀所在。

非但如此，自由的发现同时还伴随着一些相关性的人文主义主题，比如对罗马历史的共和主义解释，对西塞罗的政治和道德观念的重新评价。另外，对于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来说，自由的发现还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他们开始积极正面地评估公共社会生活的价值，从而颠倒了14世纪人文主义将沉思生活置于行动之上的传统观念。自由的发现和行动的重估是某种同步发生的关于“公民精神”的观念变革，在这一意义上，这个思想运动才被巴隆命名为“公民人文主义”。巴隆的“公民人文主义”实际上假定，公共社会生活价值的正面评估只能发生在共和国里，宫廷人文主义只会歌颂闲暇生活和沉思生活，唯有共和国才会赋予行动以正面价值。

无论如何，相较于布克哈特以来将人文主义局限于宫廷和僭主小圈子的传统观念，巴隆的主张一扫人文主义在政治领域的阴霾，促成了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研究决定性的范式转变。巴隆的“公民人文主义”不仅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得到了众多的呼应，比如加林(Eugene Garin)这样的文艺复兴思想研究大家后来的研究实际上多是对巴隆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巴隆的研究还间接促进了当代政治思想领域内共和主义的复兴，使文艺复兴政治思想研究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时显学，更为当代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思想史的源头动力。当波考克从巴隆的“公民人文主义”出发，发展出一套所谓“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的长时段思想史叙事时，我相信，这一定是巴隆本人完全没能预料到的局面。而如果我们还有幸注意到波考克的一句著名断言——美国革命不是启蒙运动的第一幕，而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幕——那么甚至不妨把波考克的这句断言当作一个标志，它表明，巴隆所开创的“公民人文主义”范式已经超出十五世纪人文主义研究的专业领域，开始了一场文艺复兴思想向早期现代政治的远征。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0/1025/3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