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修辞学到社会学：传播学研究内容与方法

最早的诡辩家们，科拉克斯、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西庇亚斯等基于古希腊公民对于语言表达的实际需求开启了修辞学研究与教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于真理认识论的不同对修辞学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前两位认为修辞是一种低俗的追求，对人产生消极影响，亚里士多德则对诡辩家表示赞同。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永恒地存在于环境中并通过感知为人们所获得。修辞学能够用来帮助人们战胜谬误。尊贵的公民有责任运用知识和修辞学技巧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捍卫真理，并创造了完整的修辞学体系《修辞学》[1]。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昆体良和奥古斯丁在继承希腊修辞学的同时，对修辞学进行了发展，著有《论演说家》《雄辩家的教育》等。中世纪的修辞学更多的为宗教服务。现代意义的传播概念由约翰·洛克于1690提出，标志着传播学研究和非语言传播研究的开端[2]。20世纪30-50年代，新亚里士多德学派控制着进行修辞学的主要研究，并开始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北美与欧洲的学者们，在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研究的理论基础上，融合了多种学科如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戏剧学等，创新了修辞学的研究途径与理论基础，修辞学逐步被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思想渗透[3]。

大众传媒、战争和科技进步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传播活动，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并刺激社会科学家关注传播学研究。传播学“四大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和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将其研究成果用以解决社会问题。拉斯韦尔的宣传和舆论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勒温的社会环境和群体动力研究以及霍夫兰的劝服和态度研究等拓宽了传播学的研究范畴。从此源于修辞学的传播学研究从狭义的劝服技巧演绎到社会学领域，包括小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其他亚学科领域。建立在经典修辞学概念基础上的传播学研究同时从其他学科来源发展其理论，尤其是社会学传播学者重新界定了整个人类传播学，他们的工作对于传播学走向成熟学科贡献了理论架构、方法论和实用知识，传播学开始了从修辞学到社会学研究的转变。

一、传播学的修辞学源头及其演变

修辞学诞生于古希腊，主要研究当众演讲。最早期的诡辩家代表是科拉克斯、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西庇亚斯等。修辞学代表了人类传播的一个方面，苏格拉底建议把人际传播看作一个高层次的理想。柏拉图挑战修辞学教学，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是有价值的，并发展了我们认知该学科基础的基本概念。公元前 4 世纪，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将修辞学理论系统化。古典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为：话语的种类；听众分析法；演讲的准备等[4]。其著作《修辞学》，是世界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研究了口语传播、传播者的性格、受众的情感变化及口语传播者表达的方式。已经对于传播者、受众、传播渠道进行了研究。

西赛罗和昆体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拓展贡献了力量。罗马最伟大口述者西塞罗认为，“演说能力在任何和平和自由的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塞罗总结自己从政和讲演的经验，写作了内容以对话为形式的《论演说家》。西塞罗建议，口述具有三个实际目标——指导、取悦和赢得。古罗马时期皇室委任的第一个修辞学教授昆体良著有《雄辩术原理》，论述了培养雄辩家的方法，创立了详尽的修辞学理论，把亚里士多德对于演讲所需技巧的描述罗列为“修辞学五大准则”。他关于修辞学的核心理念为：成为一个伟大口述者的“首要”条件是先做一个“好人”。中世纪的修辞学是为僧侣和官吏服务的，培养僧侣应用拉丁文写教会文件和官吏们如何起草法律和政府文件[5]。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把修辞学看作传播从救世主神灵处感应到的真理的途径，对修辞学的敬仰和推崇远远超越柏拉图。奥古斯丁认为修辞学的运用可以扩大基督教的布道以便拯救更多的灵魂，并把耶稣看作所有演讲者仿效的终极目标。虽然奥古斯丁从来没有使用过“传播”这个字眼，但是彼得斯认为，奥古斯丁“在很多方面是传播学概念的创始人和语言学历史上的人物”。之后古典修辞学经过摩尔人的贡献，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散出了新的光芒，但是由于拉米斯的影响，修辞学研究更多的局限于语言表达和演讲，而这些都被认为是修饰性的主要目的。随着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机，真正的大众传播开始出现，最终洛克创作了现代含义的“传播”概念。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0/1027/3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