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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与复制或艺术与瘟疫的修辞学

来源:当代修辞学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3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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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瘟疫与文艺”小辑 艺术并不能对抗瘟疫,但瘟疫总是刺激着艺术,让艺术变得更具对抗性。在每一次瘟疫流行之后,艺术如精神抗体一般地存在,刺激着人类的感官,并刷新一个时代

“瘟疫与文艺”小辑

艺术并不能对抗瘟疫,但瘟疫总是刺激着艺术,让艺术变得更具对抗性。在每一次瘟疫流行之后,艺术如精神抗体一般地存在,刺激着人类的感官,并刷新一个时代的美学经验。

中世纪后期的瘟疫大流行,对欧洲艺术的影响是深刻的。其他民族,比如中国,历史上也有规模不等的瘟疫流行,但很少能看到艺术的回应,或者说,艺术并不对瘟疫这一类的重大的生命事故做出回应。艺术史可能会有变化和发展,但并不是社会历史事件冲击的结果,而几乎完全是艺术内部规则变化的结果。在欧洲,情况有所不同。瘟疫流行,尤其是黑死病的流行,对于欧洲艺术乃至整个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这是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黑死病是近代社会文化以及艺术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然而,从根本上说,艺术并不在疫病的现场。对抗瘟疫的有效手段是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疫病现场没有艺术。疫病现场的艺术是多余的,甚至是矫揉造作的。关于疫病的艺术,是瘟疫流行之后的事情。艺术是对于灾难的回顾,是对痛苦记忆的保存,是对在平常经验中日渐麻木的感知的刺激和唤醒。事实上,大量的关于黑死病的艺术作品,并不是在流行期出现的,而是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的产物。瘟疫将人的生存处境推向终极状态,人们不得不在一种终极性的语境中考察人的根本问题:生与死,灵与肉,善与恶,痛苦与欢乐,短暂与永恒,光明与黑暗……疾病以及瘟疫提示着死亡的迫切性和无可逃避,它不再是有长度的生命终点,不是随着生命的衰老而逐步抵达的终点,而是迫在眉睫的欺近和猝不及防的降临。瘟疫的流行和大面积的死亡,改造了艺术想象,为艺术想象提供了一幅幅全新的图景,也改造了人们关于疾病言说的基本语法。

隐喻是古典时代关于疾病言说的修辞手段。在现代临床医学诞生之前,人们对疾病的认知,与其说是通过事实,不如说是通过症状的隐喻法则来实现的。这种隐喻关系首先是由麻风病所建立的。这个古老的疾病是一切流行病的母本。麻风病建立了疾病修辞的基本语法。麻风病被视为“不洁”的疾病。麻风病首先在皮肤上显示症状,病人的皮损和皮肤变形,给人们造成体表“不洁”的印象。“不洁的皮肤”意象的强大隐喻功能不仅指向身体表面,而且指向身体的内部,暗示着内心和灵魂的“不洁”。

这种症候学式的隐喻,也是古典艺术的修辞方式。关于瘟疫和死亡,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的艺术,逐渐形成了一套图像隐喻系统。古典时代艺术中的疾病隐喻,由一系列相关的图像所构成。首先是骷髅骨。骷髅骨暗示着身体的脆弱和败坏,指向死亡。骷髅头上戴着黑色面具的死亡之神,举着巨镰,收割生命。与此相关的是天使,作为拯救的光明天使和致死的死亡使者。奇妙的是,好的天使有着鸽子般的羽翼,而恶的天使的翅膀则是由皮膜构成,看上去像是蝙蝠。这些图像首先出现在中世纪的《圣经》抄本、布道小册子和神学著作的插图中,在那些神圣文本中隐约泄露出那些令人不安的形象,好像模糊的梦影一般。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的木刻组画《死神之舞》(1538)和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的《死神之凯旋》(1561)等相关作品中,这些梦幻般的隐喻图像则被充分彰显出来。丑陋、污秽和发黑的身体,令人联想到“罪孽”,或者这本身就是“罪孽”的结果。黑死病的晦暗色调,苦而神秘的死亡,因罪孽而滋生的恐惧,加剧了信徒脱离尘世的欲望,教堂的建筑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哥特式教堂瘦削、高耸和峭拔,浓重的禁欲主义色彩,神秘的空间形式,这一切呼应着人们对现实中的黑死病的恐惧和对来世的渴望。教堂里耶稣基督受难的形象,成为救主为灾难中的苦痛生灵代言的象征,成为痛苦和绝望中的人类的安慰。关于黑死病的暗黑记忆,形成了一种“暗黑美学”,在文艺复兴时期色彩艳丽的世俗化的油画上,涂了一层不祥的暗色。人际隔离是一种最基本的防疫手段。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愚人船》(1500)描述过这一图景。爱邻人、彼此和睦的伦理秩序,成为遥远的梦境。

艺术回顾性地保存了黑死病时代的末世记忆。瘟疫让人们重新思考死亡。人们似乎也从瘟疫大面积的死亡中,习得了新的审视生命的眼光。直面死亡,直面那个静止不动的机体,生命之奥秘似乎以死灭和朽烂的方式,向人们敞开。在此过程中,科学意外地发展起解剖学,艺术也意外地发展起更为精确的人体素描技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丢勒(Albrecht Dürer)的人体画以及更晚一些时候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的《杜普教授的解剖课》(1632),让人们以直观目视的方式,来查考生命机体的奥秘。这种貌似旁观的表达,唤醒了人的理性,同时也从中召唤出对生的希望。艺术在保存记忆的同时,还有一种精神修复的功能。作为死亡反题的则是关于生之欢乐的张扬。死之恐怖和生之狂欢混杂在一起,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共同特征,是对死亡焦虑的克服,这一点,在老勃鲁盖尔狂欢节般的艺术中,得到了呼应。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qikandaodu/2021/0223/4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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