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修辞学的现状和未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１２卷第６期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Ｖ．２００８Ｖ０１．１２Ｎｏ．６中国当代修辞学的现状和未来钟宇驰１，王希杰２（１．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１７；２．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摘要：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修辞学研究视阈宽广；理论修辞学研究成绩显著；实用修辞学研究成绩斐然；修辞学史研究盛况空前；修辞学流派逐渐诞生；中国修辞学研究传统受到重视。未来修辞学应在如下几个方面继续开拓创新：理论探索需进一步深入；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需进一步结合；现象描写需进一步上升为理论建构；国外修辞学研究成果的引进有待拓展；传统修辞学研究成果的继承仍需加强。关键词：＂－３代修辞学；中国；现状；未来中图分类号：Ｈ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７０３０（２００８）０６—０１０１—０６中国现代修辞学走过了百年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当代修辞学的发展现状如何，它的未来发展之路将在何方，这是每一个从事修辞学研究的同仁十分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不断有学者撰文讨论中国当代修辞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之路，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他们的论点存在多大差异，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在密切关注着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命运，他们的关注、思考和讨论对中国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繁荣起了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正是本着这种学术责任感，本文不揣浅陋，在此谈一些粗浅看法。对现状的正确估计是我们走向未来的一个良好起点，中国当代修辞学的发展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是否处在发展繁荣阶段？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大问题。本文认为当代修辞学继续处于发展繁荣时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１．当代修辞学研究硕果累累进入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至今，中国修辞学研究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语言运用的方方面面：与语言的表达效果有关的问题，几乎都成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不断拓展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对象，给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修辞学研究成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８０年至今，仅修辞学单篇论文就在一万篇以上，修辞学著作达上千部，这远远超过了２０世纪的前５０年１２０世纪的前５０年，我国报刊发表的修辞学论文不过２００多篇，出版的修辞学论著也只有５０多种。…中国修辞学研究成果之所以出现面广量大的繁荣局面，与我国这一时期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密切相关。在这样一种充满激情与创新的时代氛围中，整个修辞学界思想异常活跃，研究者们不但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修辞学的优秀研究成果，而且同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８—２８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０６ＳｊＤ７４０００８）作者简介：钟宇－盹（１９６４一），女，江西兴国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王希杰（１９４０一），男，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学和语言学研究。?１０１?万方数据时以博大的心胸广采博收，充分吸纳多学科的理论营养，如从语法学、语用学、语义学、逻辑学、古代汉语、哲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文学、文学理论等邻近学科中，吸收有益的营养成分，不但使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得以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使修辞学的研究视角得以转变，研究方法得以更新并产生了一些新型交叉性学科，如９０年代之后出现的修辞哲学、修辞美学、接受修辞学、模糊修辞学、文艺修辞学、修辞语法学、公共关系修辞学等方面的成果就是例证。这些成果的出现，不但给传统修辞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也为邻近学科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甚至可以说给它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２．理论修辞学研究成绩显著任何学科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理论的推陈出新。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今短短２０多年的时间，修辞学研究者呕心沥血，在理论修辞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体现在出版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成果，创立了各具特色的修辞学新理论或新体系。其中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刘焕辉的《修辞学纲要》（江西百花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杨鸿儒的《当代中国修辞学》（中国世界语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王德春、陈晨的《现代修辞学》（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骆小所的《现代修辞学》（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王希杰的《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和《修辞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等均为代表性著作。他们在创新修辞学理论和建构修辞学理论体系方面的成绩，几部有影响的修辞学史著作均有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理论修辞学的成功与当代修辞学界活跃的学、术交流、学术争鸣直接相关。众所周知，中国现代修辞学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次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并进行过一些有意义的争鸣，像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争论十分激烈。其后几十年的时间基本上是各自研究、互不干扰，修辞学研究长期处于低谷，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修辞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处于停滞状态。１９７６年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整个学术界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０２??万方数据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随后各大行政区也都纷纷成立了修辞学分会，甚至有的省还成立了修辞学学会如江苏修辞学学会。各级学会的成立，为学术活动、学术交流搭建了宽广的舞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学术界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学术风气，学术交流异常活跃、学术争鸣此起彼伏。如关于修辞学的定义、对象、范围、性质及学科归属的讨论，关于语法与修辞结合问题的讨论，关于修辞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讨论，关于同义手段的讨论，关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讨论，关于语体、风格、篇章是否属于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的讨论，关于修辞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问题的讨论等等，整个修辞学界展开了持续的争鸣，尽管很多问题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为修辞学研究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更新语言观、修辞观，完善和更新研究方法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正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当代修辞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３．实用修辞学研究成绩斐然修辞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同时又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实用科学。如何将修辞学理论成果转化成千百万人的实际学问，是修辞学研究者应当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现代修辞学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十分重视实用修辞学的研究，并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其中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学讲话》和张志公的《修辞概要》是代表作，尤其是《语法修辞讲话》因为得到了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大力支持，在《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全社会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特定时代的特殊操作方式不可能再次使用。进入新时期的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进一步发扬了实用修辞学的研究传统，不少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用修辞学的研究上，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姚殿芳、潘兆明的《实用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李裕德的《新编实用修辞》（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和贺诚璋的《实用修辞新编》（开明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等是其代表。甚至可以说当代修辞学的一大特色是众多的修辞学家走出了纯理论研究的象牙塔，走出书斋，关注社会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探讨、总结不同领域语言运用的修辞技艺。一时间公关语言艺术、言语交际艺术、广告语言艺术、法律语言艺术、演讲语言艺术、辩论语言艺术、教师语言艺术等等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修辞学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修辞学界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繁荣景象。这些研究成果为人们的语言生活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理论指导，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和好评。４．修辞学史研究盛况空前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修辞学开始涉足修辞学史的研究，肇始之作是《国学丛刊》２００３年第１期胡光炜的《中国修辞学史略》（《国学丛刊》第一卷第一期２００３年），其后很少再有人关注。直到１９６５年郑子瑜先生推出《中国修辞学的变迁》（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这是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由于缺少必要的参考借鉴，加之作者在海外较难收集相关资料，因此该著作存在许多缺陷。直到１９８４年郑先生在前修未密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完善，一部在学界看来比较完备的修辞学史著作——《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诞生了。正是这部史学著作的出版和成功，催生了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热潮。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特别是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大批有相当学术分量的修辞学史论著和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从～个新的角度表明中国当代修辞学的研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中代表性的论著有易蒲、李金苓的《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袁晖、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李运富、林定川（２０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吴礼权《中国修辞哲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郑子瑜、宗廷虎《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宗廷虎、陈光磊《中国修辞学史》（三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宗廷虎、高万云、吴礼权著《２０世纪中国修辞学》（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９７年版），宗廷虎、李金苓《修辞史与修辞学史阐释》（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这些史学著作不但在修辞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而且也在修辞学界之外如出版界广受赞誉，有的著作还获得了高级别的奖项。①修辞学史的论文更是难以准确计算。近年来有人无视修辞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甚至认为修辞学已经跌入低谷。如果说修辞学没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怎会有修辞学史的研究热潮和成功？我们需要更加全面而公允地评价中国修辞学的研究现状，以便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５．各具特色的修辞学流派应运而生修辞学流派的诞生是修辞学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经过一百年来中国修辞学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尤其是中国当代修辞学众多研究者的勤奋耕耘，催生了修辞学的不同流派。在不同的学术传承和学术追求中，当代修辞学逐渐形成了三个具有一定个性特色的修辞学流派，这就是湘派、复旦派（或称“发凡”派）和三一修辞学派（又称三一语言学派）。湘派修辞学继承了杨树达和黎锦熙的修辞学学术传统，其代表性人物是秦旭卿、李维琦、李运富等，这些学者均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秦旭卿的“研究兼顾古今，兼顾语法学和修辞学，重视传统和地域特色”［２姗；李维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现代语言学的指导下，创建了古代汉语修辞学新体系”［２】４７１；李运富、林定川著作《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是“一本有独立见解的修辞学史著作，同样体现了杨树达以来的严谨的学风”［２Ｍ。可以说湘派修辞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修辞学研究中心，也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学术流派。这个群体中的年轻一代也已经走上了学术舞台，例如童山东（有《修辞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著作）、曹石珠（专门从事形貌修辞学的研究）等。所以也可以说中国修辞学中有一个湖南师范大学学派（湖师大学派），或者叫做‘湖湘修辞学’。”【２阚中国当代修辞学的第二个修辞学流派就是“复旦派”或者说是“发凡派”。【２挪这个学派的特点是自觉继承和发扬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研究理论和研究传统，并以此为特色。他们有自己的①宗廷虎、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修订版）获上海市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获第１２届中国图书奖，并获第三届陈望道修辞学奖二等奖。?１０３?万方数据理论纲领，有一支研究队伍，还有一批研究成果。他们的理论纲领有两个：其一是内容决定形式，其二是“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这支研究队伍在新时期里推出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著作。如李嘉耀的《选词》（１９８５），宗廷虎、邓明以、李熙宗、李金苓的《修辞新论》（１９８８），孙莲芬、李熙宗的《公关语言艺术》（１９８９），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１９９０），袁晖、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１９９０年），宗廷虎主编的《辩论艺术》（１９９１），吴礼权的《言辩的智慧》（１９９３）和《中国修辞哲学史》（１９９８），等等。复旦派不但在理论修辞学的研究方面有新的建树，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修辞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成为一个鲜明的特色和亮点。其中郑子瑜、宗廷虎主编的五卷本的《中国修辞学通史》（１９９８）更是工程浩大，标志着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绩，成为中国修辞学研究最耀眼的领域。当代修辞学的第三个学派是三一修辞学派（也叫三一语言学派），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是南京大学的王希杰。标志性理论成果体现在１９９６年出版的《修辞学通论》中，以三组核心概念和一个最高原则建立了一个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三个核心概念或范畴是：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零度与偏离、显性与潜性；一个最高原则是得体性原则。这一新的理论体系被学界称为三一语言学（或三一修辞学），这一新体系获得了广泛的认同，遂在学界产生了一批研究者和追随者，并于２００６年出版了标志着学派诞生的著作《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李名方、钟玖英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３月还出版了阐释性著作《三一语言学导论》（聂焱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三一修辞学派的特色是：其一，重视修辞理论建设，理论建树代表了当代修辞学的研究水平；其二，强调方法和方法论原则的重要性，并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其三，其学术影响遍及海内外，在港台、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有较大影响。韩国、日本、新加坡的一些学者正在翻译、研究、介绍、运用三一修辞学理论。ｍ如果说湘派和复旦派均是一种师承性的修辞学流派，那么“三一语言学”（修辞学）流派则是一个以问题研究为特色的学派，因为这个学派的核心成员既有王希杰的弟子，更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们和王希杰没有师承关系，只是因为对共同的理论问题具有相对一致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旨趣而建立的联系。。６．中国修辞学研究传统受到重视如果说２０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修辞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还存在着所谓的守旧与革新两种截然相反态度的话，那么进入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复兴。这又分为两类，以上海复旦大学申小龙为代表的中青年语言学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汉语的人文性，认为汉语是人治的语言，而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法治的语言，人文性是汉语的特性，有将人文性和科学性相割裂的嫌疑，这一理论主张在受到热烈追捧的同时也受到强烈的质疑；而以江苏修辞学界的王希杰、陈炯等语言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在强调修辞学的科学性的同时，主张将科学性和人文性结合起来，【３１强调对中国修辞学研究传统的继承，特别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修辞立其诚”作为修辞的生命，并进一步将体现诚信原则的“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９０年代修辞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修辞现象、并最终形成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文化修辞学。其中江南大学的陈炯对此研究较有成就，出版了《中国文化修辞学》（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在２０世纪末和２ｌ世纪初，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更是兴起了研究热潮，人们不但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修辞现象，更重要的是将修辞学作为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途径，把修辞学的研究回归到传统的宏观修辞学，提倡把修辞学和人生目标、社①日本学者加藤阿幸、许山秀树将《王希杰语言文化随笔集》翻译成日文，２００３年已在日本出版；日本学者正在翻译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不久将在日本出版；台湾陈满铭先生用三一修辞学理论研究汉语辞章学、写作学，取得了可喜成绩。②西北的聂焱教授，广东的孟建安教授，日本清和大学的加藤阿幸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林万菁博士，江苏的李名方教授、陈炯教授、郑荣馨教授等等，他们或者是三一学派的核心成员，或是三一学派的积极研究者、传播者，他们与王希杰先生都没有师承关系。?１０４?万方数据会和谐、人格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提出建立伦理修辞学、人生修辞学，以发挥修辞学更大的社会效用。①从以上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中国当代修辞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但是并不等于说当代修辞学就此可以止步不前，相反，修辞学同仁仍然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创新。笔者以为，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继续前进。１．理论探索需进一步深入任何一门学科的核心理论问题的解决都是本门学科赖以存在、发展和进步的前提。尽管中国当代修辞学在理论建设方面成绩显著，但是理论探索永无止境。随着人们研究视野的开阔，随着其他学科的进步，随着人们对修辞学研究期冀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修辞学的科学品位，提升修辞学为广大语言使用者的服务能力，我们必须在修辞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上继续努力开拓。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的核心理论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什么时候我们的学科就真正向更高的阶梯迈进了一步。中国修辞学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曾经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发展态势，出现了崭新的修辞学理论，建构了崭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并诞生了有一定个性的修辞学流派，使修辞学界受到鼓舞。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在修辞学理论问题上加大研究的力度，力争在核心理论问题上有更大的突破，给其他学科以方法论的启迪，使修辞学真正成为领先学科。２．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需进一步结合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一切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修辞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学科，如何加强修辞学理论对修辞学实践的实际指导作用，便是长期以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尽管我们的修辞学研究者在实践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是十分到位，距离广大语言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比如李晗蕾博士的《辞格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把汉语辞格学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这一研究成果是她在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时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肯定，并且该论文也被评为南京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仔细阅读全书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是当今辞格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汉语辞格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这一著作出版以后，一直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至今为止没有一人就此发表或赞同或反对的意见。人们忽略甚至遗忘了这一重要的理论成果！问题出现在哪里？首先是不少读者读不懂该著作。因为作者的理论探索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且其理论表述相对比较艰深，在为难情绪的支配下，人们放弃了阅读和阐释。其次，作为这一理论的建构者，李晗蕾博士未进一步发挥决定性作用：作者没有把自己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进一步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作者首先必须把自已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修辞学的实践，这样做一方面为人们的辞格运用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并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李晗蕾博士在建构了这一新理论之后，没有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也没有用来指导修辞学的实践，因此这样的理论研究就很难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同样很难在学术界产生影响，更不可能在学界推广和运用。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王希杰教授每当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他总是从理论阐释和实践运用上“双管齐下”，这样不但使理论本身更加完善，而且使理论的实际使用价值得到了检验，于是理论在学界得到了承认、推广，并进一步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效应。他的学术思想之所以在学界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并最终以他为核心人物，形成三一语言学流派，恐怕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３．现象描写需进一步上升为理论建构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研究者们在修辞学的研究中发现了不少新的修辞现象，也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理论总结，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对现象的简单罗列，而必须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表象之下，发现蕴藏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进一步上升为理论和体系。２０多年来，我们把研究的触角伸①王希杰《修辞学导论》“修辞和人格建设”、“修辞学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章节均有论述。万方数据１０５??向了公关语言、法律语言、言语交际、演讲、辩论、教师语言、求职面试等语言实践领域，也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总结了一些理论，但是综观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还是感觉在现象的描写上有了很大的成功，但在理论阐释的方面还明显感到比较薄弱。２１世纪，呼唤更加成熟的新的理论成果的诞生。４．国外修辞学研究成果的引进有待拓展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尽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但是修辞学研究者们并没有忽视对国外修辞学理论成果的引进和吸收，最近几年我们在对西方修辞学研究成果的引进方面，应该说又有了新的进展，如今尼采的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西塞罗的修辞学研究成果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丛来庭、徐鲁亚新近编著的《西方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也已经出版，这一著作的面世，标志着我们在西方修辞学的引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满足，在如何引进、如何吸收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进一步说，我们不但要系统引进西方的经典修辞学说，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东方的修辞学，比如古印度、波斯、日本等国的修辞学研究同样有优秀的研究成果等待我们的引进、吸收和借鉴。５．传统修辞学研究成果的继承仍需加强在国学热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修辞学界如何进一步继承传统文化，这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又一重要研究课题。在我们看来，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时代潮流，为我们进一步继承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但是如何继承就不但是一个技巧问题，更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蜻蜓点水的表面文章，更需要扎扎实实的埋头苦干，我们不但要对那些已经有所涉足的研究成果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还要对一些学者、思想家的不成体系的修辞学研究成果进行细致的分析，总结归纳其修辞学思想和修辞理论。如孟子、老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这些大思想家，他们不是语言学家或修辞学家，也没有专门的语言学、修辞学研究著作，但是他们却有自己的修辞学理论见解，如何去研究他们的修辞学思想并进一步加以继承，是值得思考研究的一个课题。总之，中国当代修辞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地在修辞学田野中继续辛勤耕耘。参考文献：［１］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Ｍ］．太原：书海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４５—３４６．［２］王希杰．汉语修辞论［Ｍ］．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３．［３］王希杰．修辞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Ｊ］．扬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２）：６５—７４．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ＺＨＯＮＧＹｕ．ｃｈｉｌ，ＷＡＮＧＸｉ．ｊｉｅ２（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酗ｕａ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７，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２．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ｐａｒｎｎｅｍ，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删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３，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ｖｅｒｓａｗｉｄｅｒｅａｌｍａｎｄｉｓｎｅｖｅｒ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ｔｏａｄｏｐｔ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ｔｈａｓｍａｄ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ｓｕ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ａ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ｅｎｒｅｓ．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ａｓａｌｓ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ｕｎｆｏｌ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ｓｐｅｃｔｓ：ｍｏｒｅ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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