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当代政治学的语言视角与方法

郭台辉：当代政治学的语言学视角与方法< /span >

自 1960 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转向”一直是一大景象。其中，语言转向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对当代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学的语言转向是什么意思？从语言的角度看，政治学有哪些新变化？政治学如何使用语言进行研究？

作为学术思潮的“语言转向”

20世纪末，掀起了强烈的“后现代转向”趋势在西方学术界。在思潮的影响下，哲学的“方法论转向”、历史哲学的“叙事转向”、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相继出现，“语言转向”贯穿其中。 ，推动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向”趋势。阴晴圆缺。

“语言转向”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表现。其中，哲学领域出现了两个语言转向：一是20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分析哲学传统、法国的语言哲学传统和德国的现象学传统；二是二战后的哈贝马斯和福柯的表征，语言成为认识事物的载体和手段。在历史领域，经验史或科学主义史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当之无愧的主流，直到1960年代出现以历史语言为中心的新历史，打破了这一格局。海登怀特的《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告诉人们，语言是回归历史场景的最大障碍，也是最有效的工具，甚至是历史场景中唯一的存在。任何历史观念、制度和行为实践，都只能在特定的话语体系中表现出来，不能超越历史语境。在文学领域，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之后，出现了后维特根斯坦主义的反语言逻辑，彻底解构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语言不仅是理性逻辑的表达，而且是艺术的、诗意的、诗意的。浪漫、想象力和美学的影响。语言不再仅仅指代词与事物的关系，甚至是词与词的关系，它已经成为事实本身。这意味着语言从物质依附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为文化、精神和象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领域，米德一直将语言问题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将语言交际和符号互动视为外在现象，以观察和看透人的内在心理过程。然而，语言成为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但在 1960 年代之后出现，有埃利科的解释社会学、哈贝马斯的传播社会学、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学习是主流。关注日常语言，强调社会交往和人际交往中的人际对话，是当代社会学转向语言的显着特征。

政治历来重视语言和修辞，这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阿伦特等经典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明显体现。在现实政治中，演讲、游说、宣传、说服、谈判、沟通一直是政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制定和政策设计的前奏。

为什么要切换语言？

作为学术思想的一种“语言转向”，为什么会在196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发生并迅速传播？

首先，人们生活的社会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是最重要的符号，也是人类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痕迹。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最大和最深的分离的制度规范。语言不仅是人群中归属感和团结的纽带，也是产生误解和冲突的最大障碍。没有共同的语言基础，就不可能实现权力的渗透和系统的实现。

其次，语言上有两个永恒的争论值得深入讨论。首先，语言是情感的自然表达还是理性的逻辑表达？这两种表达方式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和态度。二是语言诗体、对话体和独白体的差异与发散。

再次说明语言对于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在开创政治学传统的同时，也阐释了修辞学的原理，认为语言修辞学是另一种寻找真理的方式。近代启蒙时期，法国的卢梭、英国的霍布斯、意大利的维柯、德国的赫尔德、歌德、席勒等都讨论了人类语言的起源和功能，认为语言是真理和真理的结构。知识。其根源不仅是限制人类的思维和行动，也是人类认识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工具。

最后，语言是人类交流中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对构成语言的词、语义、语用和语法的分析和讨论是一个取之不尽、永恒的话题。

文章来源：《当代修辞学》 网址: http://www.ddxcxzz.cn/zonghexinwen/2021/0707/586.html